作者：荣耀军（集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）
袁敏的作品《月光妈妈》（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发布的“中国好书”2024年11月推荐书目），以散文的笔触、诗意的叙述，记录一位普通杭州女性高颖组建“月光妈妈”团队跨越14年的教育帮扶历程，勾勒出雪域高原少数民族少年的成长轨迹，揭示教育何以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“光”。
《月光妈妈》通过多年的深度追踪，在青藏高原与川西峡谷间记录了一场感动人心的教育帮扶实践。作品以月光妈妈爱心助学团队的探索为蓝本，系统展现教育帮扶从个体觉醒到区域振兴的完整路径，为大爱无疆的理念提供有说服力的实践样本。教育帮扶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资源精准转化为认知能力的提升。书中藏族女孩噢措的困境很有代表性。因家庭贫困与语言障碍，17岁的她仍然被困在“永远读四年级”的循环中。月光妈妈团队并未止步于学费资助，而是以“经济救援+语言赋能+心理辅导”的三维策略破局。捐资助学行动奉献的不仅是金钱和物资，更重要的是爱心和情感，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希望的传递。月光妈妈定期到她家座谈，给予她情感上的关爱，让她逐渐消解了自卑与迷茫，并对未来抱有坚定的希望。当噢措在作文中写下“我想让弟弟走出雪山”时，教育的意义已经超越物质帮扶。这一案例揭示了教育帮扶不是简单的资源转移，而是通过认知重构与精神赋能，让个体重获定义自我的能力。
十多年来，月光妈妈团队资助的那些学生，很多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成了家乡建设的主力军。月光妈妈团队不仅帮助他们成才，而且把爱传递给他们，他们再把爱传递给更多的人。教育帮扶的价值在于构建可持续的“受助—反哺”生态。受助人更欠智华的改变轨迹是这一逻辑的生动缩影：他曾因贫困和疾病濒临辍学，在月光妈妈团队的鼓励和资助下考入青海民族大学，最终选择返乡支教。从“被帮扶者”到“助人者”的改变，表明教育帮扶不是单向的施与受，而是通过精神火种的传递，让受助者成为改变命运的主动者。正如书中所言：“教育的月光洒落之处，沿途处处是风景。”作者的书写最终指向一个重要命题：大爱无疆的伟力，在于其能唤醒人性深处的尊严与希望。
作品交织两条主线，一是高颖团队拆车座运图书、自筹资金助学的实践细节；二是受助儿童从怯懦到自信的心理改变。这种叙事策略让个体命运与国家政策形成深刻共振。断臂女孩许方燕从蜷缩在核桃树下的孤童成长为“断臂赛马冠军”，牧区教室从“塑料布遮风”到书声琅琅……这些微观故事成为时代宏大叙事的鲜活注脚。
作品还展现了教育帮扶在促进民族交融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独特价值，比如将民族文化符号转化为共同体意识载体的智慧。面对藏族学生的语言问题，团队创设“双语诗歌创作”模式，引导孩子们将“土沟”（藏语“噶尔巴”）等本土词语融入汉语表达，例如藏族孩子创作的诗歌“在噶尔巴看天，天空是镶着金边的哈达”。在这里，藏族传统文化转化为教育创新的资源。更深层意义在于，这种创造性转化激活了文化自觉。当团队将藏族史诗《格萨尔王》改编为绘本教材时，家长也从教育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。这种文化共生的实践，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价值的共享。同时，作品不仅展现了藏族少年的才华，而且体现出语言作为文化桥梁的力量。当志愿者学习藏语问候语“扎西德勒”，而藏族学生用汉语写下“谢谢老师”时，双向的文化尊重悄然转化为情感认同。
作者的叙事并未局限于当下，而是将教育帮扶的实践置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长河中。当月光妈妈团队途经红军长征的雪山时，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行动形成深刻对话。革命者以生命守护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，教育者以知识传递“民族团结”的火种，二者在“新时代长征”的隐喻中达成精神同构。这种历史纵深的书写，赋予教育帮扶更厚重的文化意义，使个体行动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，隐喻精神火种的代际传递。
有学者指出，真正的叙事艺术需在“经验传递”与“美学形式”之间找到平衡。《月光妈妈》的文学性体现在其构建的复杂象征系统中。书名中的“月光”作为核心意象，既是团队穿透高原寒夜的微光，暗喻教育帮扶的坚韧与希望，又与藏族文化中的“光明女神”信仰形成互文，指涉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合。人物塑造中的文学性体现在对“圆形人物”的刻画上。高颖的形象绝非扁平化的道德符号，她是拆掉车座运图书的实干者，是深夜备课时“被孤独啃噬的守夜人”，也是被藏族老阿妈称为“种月亮的人”的理想主义者。这种多维度塑造，使人物呈现出复杂性。高颖在暴风雪中护送学生回家，自己的羽绒服被荆棘划破，露出“发黑的棉絮”，这一细节不仅凸显出行动者的艰辛，更通过物质不足与精神完整的对比，完成对奉献精神的诗化表达。
作者善于运用白描的语言营造细节意象，展现真实可感的事件场景，让文学照进现实。她以精准的细节捕捉，将雪域高原的教育公益助学实践，具象为可触碰的个体经验。这些具象细节既勾勒出西部教育的现实困境，亦在艰苦环境中凸显人性的坚忍。
《月光妈妈》通过纪实与文学的共生，将教育帮扶的“硬题材”转化为美学经验。书中牧业村的变迁更具说服力：团队捐建的水泥桥与白墙厕所不仅是物质改善的符号，更通过村民共同参与建设的细节，暗示主体意识的成长。书中描述“父亲用卖牦牛的钱买下第一本汉语词典”的故事，更突出政策效果通过美学转化获得情感认同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4月09日14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