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河的水淌过千年文明，也淌过赵冬苓的青春。这位71岁的金牌编剧，在热播电视剧《北上》的改编中完成了一次精神洄游。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赵冬苓，昨天接受了新民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首播收视率破3.9%，《北上》长镜头里流淌的烟火气和真实感让观众泪目。这部剧改编自徐则臣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作品，没有执着于还原历史，而是用运河的涛声，叩击了每个漂泊者心中的乡愁。
剧中没有三分钟反转的刺激，却有运河般悠长的命运纠葛。这种“反潮流”的勇气，恰是赵冬苓对影视创作的坚定：在碎片化时代，仍有人愿为一条河流、一代人的记忆，写下四十集的诗。
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赵冬苓，这两天也常常被问到微短剧和AI带来的冲击，她目光灼灼，这就好比小说，不会只有短篇小说、微型小说才有读者，“人类靠故事活着，长剧不会消亡。”
改编《北上》，赵冬苓做的不是翻译，而是重塑。她保留了原著中大运河的文化血脉，将故事浇灌成更具体温的市井画卷：“我在运河边上走的时候，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时期，想起了自己过去在那个小城市里很快乐的生活。”
赵冬苓在山东济宁长大——这个曾坐拥河道总督衙门的古城。她十五岁前的生活与运河的潮汐同频共振，“写《北上》时，我总觉得自己在逆流回溯。”
离家后，赵冬苓成了“没有故乡的人”，从未想过再回去，但因为《北上》，她和导演姚晓峰、原著作者徐则臣回到运河穿过的城市采风，近百位船民的口述史，都在剧本中化作人物命运。她在路上遇到了一位会说评话的老人，最终融入了剧中王学圻饰演的角色——周家的老爷子。王学圻在剧中既是叙述者，也成为运河文化的活态载体。
在济南生活的岁月渐渐覆盖了济宁小城的街巷，大城市的生存法则冲刷着熟人社会的温情，但正是这种割裂，让赵冬苓在《北上》中重构了熟人社会的人情之美——那些依河而生的运河人家，煤油灯下争吵又和解的夜晚，叹着气出门散心却发现同病相怜的花街少年们，是她对故土的一次精神还乡。
创作前期，赵冬苓不光读了《北上》，还读了徐则臣的《耶路撒冷》和花街系列故事，揣摩原著作者笔下的运河文化。徐则臣对运河的感情打动了赵冬苓，然而，《北上》是纯文学，影视化必须另辟蹊径。
小说《北上》以意大利兄弟的百年寻根为脉络，横跨漕运废止与大运河申遗的世纪沉浮。但赵冬苓坦言，完全遵从原著的改编是行不通的，在中国拍一个意大利人的故事不符合市场规律，市场需要当代叙事。她舍弃了原著的双线结构，将百年沧桑浓缩为开篇的两分钟，让镜头聚焦20世纪90年代至2014年的六户运河人家。
赵冬苓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保留，又重新进行了人物设计，比如马思艺从原著中的老太太改为青涩少女，很多剧中人物的名字和原著相同或相近，却已经改头换面。新增的女主角夏凤华，也是赵冬苓写着写着，发现马思艺无法承担女主角的任务，从头再加进来的，只为让故事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情感锚点。
面对“把原著女主改成女二号”的争议，赵冬苓澄清，不仅原著没有女主，白鹿也是在很后期才定下来的，所以不存在为了白鹿修改剧本。导演姚晓峰的大量二度创作也为剧本注入影像的呼吸。
六户人家、十余角色，每扇门后都藏着时代的褶皱：船老大谢天成（胡军饰）等一批船民的意气风发，因陆运取代水运的大势而落幕。夏凤华（白鹿饰）、谢望和（欧豪饰）和一批幼时的玩伴经历着成长的阵痛，懵懂而又勇敢地感受时代的变革，沿河北上，到北京闯荡一番后，又回到家乡，夏凤华从事的也是物流行业，两代人形成奇妙的互文。
不少观众在剧中认出了自己的青春：一个猛子扎进河里、骑二八大杠自行车、听周杰伦和李宇春的歌、课堂上总有一个假小子和捣蛋王……只是，船票会被时代浪潮打湿，磁带也没有了可以播放的机器，恰似一代人将青春典当给了城市化进程。
“平地起高楼”的创作背后，是编剧的野心与挣扎。“我也得检讨”，赵冬苓坦承，如此繁多的人物支线，对编剧是挑战，对观众也是挑战。而《北上》又不像家庭伦理剧，没有那么多复杂尖锐的矛盾冲突。
赵冬苓的本意并不希望写一部靠强烈戏剧冲突取胜的剧，就是想扎扎实实地写出运河边朴素的生活。相濡以沫的温情，也可以对抗时代的湍流，她在《北上》中传递的是人在巨变中依然可以保有那抹人情味。
《北上》的开篇让人难以忘怀，少年们跃入运河的刹那，水花溅起的是一个时代的倒影。赵冬苓用笔尖作舟，载着观众穿越时光的雾气。当镜头掠过申遗成功后的焕新河道，相信观众可以读懂她的执念：运河不仅是地理坐标，更是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原乡。而那些关于离别与归来、传统与突围的故事，会在河水的低语中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