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DeepSeek（深度求索）、ChatGPT（自然语言处理模型）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，通过机器学习从数据中学习对象的特征，进而生成全新的原创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。其问世标志着“强人工智能”时代的到来，“以机为师”开始冲击“以人为师”。现实教学中，已经有学校、教师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入教学，课堂上同时出现了“人师”和“机师”。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教育发展带来机遇，但也潜藏隐私安全、算法歧视等伦理风险。因此，基于教育伦理风险规避的教师智能责任身份建构，为应对“机师”与“人师”之争提供了契机。教师积极建构负责任的伦理主体身份，不仅有助于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自身存在的合理依据，也有利于“人工智能+教育”的安全深度融合。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指出：“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。”这就需要教师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挑战，提升数字素养，积极融合新技术，化“危机”为“新机”，变“对手”为“助手”，创新教学模式，实现高质量育人。其中，教师建构负责任的伦理主体身份尤为必要，关乎教育数字化变革及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。
生成式人工智能拥有完备的数据库和算法系统，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功能，能为学习者提供自适应学习支持系统，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学习的效率和便捷性。但其基本逻辑在于关注效用、功率和计算，自适应学习模式本质是工具理性的算法程序。例如，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自适应效用计算“迎合”用户需要而在知识提供上“偷工减料”或使学习（内容）变得简单、浅显，知识获得变得快餐化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，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，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。当前，教师作为教育实践者，有责任捍卫教育价值，不应让渡教育主权，而应发挥一己之力坚守教育立场，更好地担负起育人使命。一方面，教师要在教育中保持育人初心，在人机协同的教学过程中，基于价值理性为技术应用建立使用边界，避免沉迷于追求效率而遮蔽育人目的。另一方面，教师要唤醒主体性和能动性，避免“唯技术说话”的技术霸权，主动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，积极应对挑战。
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提供契合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，如在教育应用中为学习者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，但生成的内容可能有信息错误或歧视偏见，盲目依赖和信任会带来不良后果。另外，根据用户的检索，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中可能呈现倾向性，使用户的认知容易受到“信息茧房”影响，带来思维固化、认知窄化、群体极化等问题。因此，教师应成为技术风险的监督者，预判风险并进行行为干预，减少不良风险对教育造成的侵害。首先，教师应基于教育的实际需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，若为吸引眼球，不顾教育规律和学生需求而滥用智能技术、完全依赖智能物，就违背了技术诚信。其次，教师要全程监督教育技术的应用，识别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。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反思后谨慎使用，不搞“拿来主义”；对歧视性的信息输出向技术管理者报备等。
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适应学习模式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，减少了对教师的依赖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师生交往，导致师生情感淡漠疏离。长期的人—机交互代替人与人的交往，会影响学生的社会情感力，不利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在“人—机—人”的教育情境下，教师应该成为师生人际关系的主动关怀者。首先，教师不仅要关注技术，更要关注到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师生交往互动，不是浅层的“问与答”，而是以言语或非言语符号系统为媒介，进行认知、情感、思想和人格等方面的深层交流。其次，在师生的交往互动中，教师应自发释放“师者之爱”，给予学生人文关怀，主动理解学生，建立情感共鸣。最后，教师要积极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，提升学生的共情能力、洞察力等，用心倾听学生，通过感情投入和悉心呵护，启蒙学生的心灵、情感和精神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，成为“学生心灵的对话者”。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逐渐深化的背景下，学生的伦理安全受到挑战。生成式人工智能依赖大规模的数据推理，需要大量数据“投喂”，在数据的采集、处理方面可能存在数据泄露、贩卖或侵犯用户隐私的风险。而且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开发应用中易受资本裹挟，生成内容可能会危害少年儿童的思想观念、民族意识等。针对这些伦理安全风险，教师应承担起监护学生安全的道德责任。一是教师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要坚持透明化的原则，如教师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前，征求学生用户的意见，告知数据采集的类型、方法。二是教师要具有隐私保护意识，及时提醒学生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“窃取”隐私行为，增强学生数据隐私的自我保护意识。三是教师要明确数据使用的权责边界，禁止数据的滥用，保护学生的信息伦理安全。